双层玻璃杯的分类

[8]在《监察法》 （草案）中, 对于中央的监察机关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 但在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将其简称为国家监察委员会。

由此，人们才可以说基础规范有两种形式。这三个概念描述了程序性（Prozedurale）的不同方面。

凯尔森在这里用基础规范指称的东西，不过是将基础规范运用于宪法创设和实施的结果。（1）和（2）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 （3）人们应该按照议会共和制宪法行为。因此，存在立法的事实构成和习惯的事实构成[62]。法逻辑的这个表达以中立的方式表现了前提或预设的特征。[47] 凯尔森的基础规范理论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48]这并不是偶然的。

它涉及基础规范和宪法的关系。其中，客观性应该有特殊作用，因为，它本身与应然和效力的概念相联系。他试图从洪堡所促发的语言学转向中拯救普遍主义倾向，而他的《互补版本》一文即是拯救事业的故事中值得考虑的一个部分，在该文中，虽然他慷慨地让其他人分享了这份功劳，但占据主导的仍是他自己的哲学。

存在某些唯一的对象，他们都在寻求对它的认识，他们努力求解的都是关于它的真相——当事各方的这样一种感知，被认为在支持着他们对他们共享的或公共的对话事业的忠诚。总的观点是，我可以自由地接受来自一个宪政制度的强制行为的日常运转，包括那些我认为有害的或不公正的，这是因为并且仅仅是因为（i）我认为这个作为制度的制度是与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的合理利益相一致的。译文刊于《历史法学》第三卷《宪法爱国主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在一种哈贝马斯式的观点看来（在这个方面，它是一种康德主义的视角），在一个普遍具有这类愿望的国家中是公正的、且在道德上可接受的一组宪法要素，在此种欲望不占主导的国家中不可能是不公正且道德上不可接受的。

[1]【美】弗兰克 I.·米歇尔曼：《布伦南与民主》（Brennan and Democrac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4-16页，31-33页，1999年。通过对世界的这种语言学前理解，一种语言便同时建构了共同体的生活形式。

在后传统社会，没有规范性的权威比那些必须遵守社会合作基本条件的人的好的意愿和见解（the good will and insight）更高，可以说，作为道德义务的规定，决定这些条件和判断这些条件的标准必须完全从参与者寻求使他们彼此相互信任的情景中得出。[14]这或许是一个极富争议的意见。宪法爱国主义看起来是一国人民道德上必须的准备，去接受关于尊重每个人为自由且平等的核心宪法原则的适用的异议，而无需丧失对意义明确的原则内容的信心，因为且只要他们能将异议与为宪法认同进行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的确，我指的乃是与事物本身相对的宪法观念。

第三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道德的回应主义（Moral responsivism）（……根据可被通情达理的他们接受的原则与理念……）。[8] 我应该说明的是，虽然我在这篇文章中的目标是给宪法契约模式找点麻烦，但我感觉到宪法契约模式强大的吸引力。哈贝马斯提议说，当每个人都能从每一个人的视角出发接受一部法律时，这法律在道德的意义上就是有效的。[34]至于这个商谈理念 ——道德上作出回应的公民的观点中暗示的理念，这些公民彼此确信政体能够被所有相关的人所接受——它不是一项价值吗？[35]陌生人之间抽象的法律调节的团结中的社会整合形式[36]怎么样呢？不是一项价值吗？不是一项关涉并反映特殊的生活方式或形式的伦理价值吗？我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它偏好彼此之间真诚的争辩而非强制和操纵——或者说，它突显了语言的地位（如前所述），在语言中存在着这样的范畴，即承认人们的自由与平等，承认人民彼此之间如此对待的相互义务。

这些理论中的争论最终依赖于宪法爱国主义，一种从国民对其国家的伦理评价中发展出来的有意识的共享情感，在这种伦理评价看来，国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追求着一种宪法所代表的调节性的（regulative）政治理念。必须有某种方式，以便公民能够认识到，他们难处理的和分化开来的关于宪法规范的适用的异议指向的不是规范内容，而是其他的事情。

单单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双方为何要不辞辛苦地努力学着去理解彼此有关对象的述说（描述、分析、看法）。到底什么是正当化的要点呢？那就是要确立这种可能性：即每个人都具有道德上的正当理由，来加入对暴力威胁与惩罚的集体维持，以便确保对某个 政体的实在法的遵守。

对于民主规则下的国家来说，如同约翰·罗尔斯所言，这意味着解释公民如何[可能]通过他们的投票恰当地对彼此实施强制性的政治权力——解释对于我们共享的那份政治权力，你的实施或我的实施如何被证明对自由且平等的其他人是正当的。很明显，如果每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被假定赞成的宪法原则与理念被证明仅仅是粘贴在通情达理的人们中的未解决的和深度分化的政治-道德异议上的语词形式，那么正当性论证就是不成功的。再者，我们发现，如不经过重大的解释，我们宪法对宪法基本规范的规范性规定就不能适用于真实的、活生生的社会冲突中，而该解释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对合理的异议开放。[2] 在第三部分，我将表明在当代自由取向的政治论证中，宪法观念（the idea of the constitution）是如何扮演核心的、不可或缺的角色的。规范的履行存在于它的非违反中，而价值的履行存在于通过目的行为对它的成功追求中。哈贝马斯式的宪法爱国主义者感受到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仅仅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具体的伦理特征使得在实践中对调节性政治理念的合理追求成为可能。

第四，规范体系内的规范不可能指向冲突的方面，而价值可以是相互竞争的。除了交谈各方中先已存在的期待——在交谈的各方中，每一方都感到有一种压力要努力去争取一个成功的结论——那还可能是什么呢？不过，在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里，又是什么东西能够引起并维持这种期待？（如果我们接受语言学转向）那么，看起来这只能是语言。

意识到在一个行动接一个行动（act-by-act）或一个法律接一个法律（law-by-law）的基础上适用的理性普遍主义标准的无效用，我们转而希望，如果仅仅适用于立法系统的一组相对远离的（removed）、构想的原则与理念，这样的标准是可以得到满足的。[34]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论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系》(On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载氏著《包容他者》，259－261页。

这是语义上封闭的诸个世界这样一种多元性，任何从这些世界的脱身而出，都无非是直接进入另一个相类似的限制性世界观之中，因为在语言与社会之外，人们根本没有意识经验。（并不必然需要任何在道德上作出回应的人，只要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很好地理解他们自己，以便判断一组给定的宪法要素——如果有的话——是否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可接受的。

[5] 因而，语言预先确立起概念上的可能性这一坐标框架，在它上面，事实才得以详述传达。但是，当参与者不再依赖于或多或少扎根于生活和利益的同质条件中的先验的前理解时，道德视角只能在交往条件下被实现，交往条件确保每个人从他自己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中检验实践中贯彻的规范的可接受性。也就是说，一种道德观点，即当后传统社会的成员需要彼此确信某事的正确、善和适当性时直觉上采取的观点，因为他们看到，这件事的结果必然会约束他们所有人，他们不得不承认彼此是自由且平等的。但是，是什么慢慢地给他们灌输了这种客观性的感知？我们可以说它是从承诺进行对话这种经验本身当中产生出来的。

[13] 假定在某国的政治与法律实践中，坚实地确立了一组获得公共承认的基本法，名之为宪法，它们被看作应当塑造、组织、限制和指导国家创制法律的运作过程。正义问题不能以这样一种方式依赖于一个国家的人民碰巧具有和碰巧不具有的愿望。

然而，这个特定的担心并无必要，并且也将表明，它为什么会有助于为随后讨论哈贝马斯们的另一个颇为不同的担忧确立一个平台。[6] 华兹沃斯的追随者（Wordsworthian）在我刚才写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暗含着将语言等同于上帝，这不是一种描述语言转向的方式吗：太初有…… [7]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217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

哈贝马斯在《互补版本》一文中解释说，这些普遍主义倾向存在于最初由洪堡归诸语言的交往功能中，以及信息功能和表达功能中。《互补版本》这篇论文关注十九世纪早期语言学转向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的哲学后果，哈贝马斯将这一转向追溯到了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作品。

[11]归结而言，这就是罗尔斯的主张的要点所在，即政治强制的运用是公正的，只要它们符合一部宪法，该宪法的基本要素可以期待所有的公民都可予以认可[1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人们每天一觉醒来，总会发现社会生活的强制性规范，即公众支持的权力当局要求遵守的法律，在有效地运转着。以此种形式提出的问题的唯一可能的答案是他们不能。I. 主张 哈贝马斯们（Habermasian）的政治哲学与当代其他自由取向的政治哲学共享的目标之一是政治论证（the justification of politics）。

但事实上，哈贝马斯相信，我们称之为道德的行动准则和理由，其所具有的普遍、无条件之约束力的可能性，可以从语言学转向中拯救出来。他所做的工作将是要表明，人类如何能够在吾人生活中维持住无条件的义务（即道德）这一范畴（我们中的某些人确实如此做了），即便我们接受语言学转向的事实，知道道德理由与道德经验是我们必须置身其中的理由与经验，但置身道德之中并不是把我们自己特殊的语言之家完全忘却，而是拖带着来自我们特殊的语言之家的意识云层。

这威胁到所提议的政治的宪法契约论论证。从这个立场出发，有关宪法基本要素的解释的争论或者异议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规范性的争论或异议，其中的一些特殊事情危如累卵，即政治联合的可能性，它在被所有人理性地与合理地接受的意义上是正义的。

法律原则的普遍主义反映在一种程序共识中，而这种共识必须通过一种宪法爱国主义扎根于历史地形成的特殊政治文化的语境中。这个考察将在本文第五部分（B节）我对宪法爱国主义的分析中发挥突出作用。